第一部分:《物演通论》辅读(包括公理系统)
答疑前补充三点以辅助大家读书:
第一、通过上午讲存在论的发展可知,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义论转向,
再到无规定的此在人本论,高尔吉亚的表述表达了人类追寻存在的过程导致存在越来越迷失,这和人类的认识进程完全符合。人类从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把问题越解决越多,以至于自身认知越来越迷乱——这就是我们的文明过程。
我的《物演通论》缔造了一个新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模型,这个模型在我看来是十分简明的,以至于我完成《物演通论》以后一直检索资料,不相信这个本体论模型在盛产哲思的西方居然没人做出。至今我可以确信西方确实没有这个理论,原因是中西方思维的差别:我们今天持有的进步论是典型的西方舶来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一直都是保守论;如同一个人很难改变自身的气质,一种文明的气质和思路范式也是很难改变的。爱因斯坦说过在提出问题的角度无法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一定需要换个角度;而我的书表达的是东方文化的保守倾向,即正因为我换成了东方的保守思路才回答了西方哲学遗留的一系列问题。
我的书名是《物演通论》,但最终目的却是《物演通论》180章回答的三个人文问题:人是什么?精神是什么?社会是什么?一般学术上的人文与自然和神学对立,而我的人文指人类文明现象。只有建立一个世界观系统,才能确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由此才能回答一切人文问题(正如《物演通论》57章结尾所说“人类的存在性是一切人文现象的自然根据,也是一切哲学论题的生发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个宏阔的宇宙观模型,我通过物演三卷分别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卷一自然哲学卷说明人是宇宙物演递弱到最后的终末弱化载体;卷二精神哲学卷说明精神是感应属性不断增益至终末的最高代偿形式;卷三社会哲学卷说明社会是物质结构化日益复杂的终末结构形态。
第二,一个教师提出公理系统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专业,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大家理解《物演通论》的推导过程,同时避免大家误会我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或不可知论。
首先,但凡究诘知或知性的根蒂,也就是借助于纯逻辑的推理和思辨方式,譬如问:逻辑运动究竟是按照自身固有的程式自行展开呢?还是通过真空般的感知“孔道”(恩培多克勒语)完全无我地反映着外部世界的运动程式?则究诘者必自陷于哲学上那个永劫不复的泥淖——举凡你能提出来作为证据的东西,正是你应加以证明的东西,或者说,所有你能拿出来的证据本身就是你要证明的对象,这使得一切证明都落于无效,也使得一切证伪都落于无效。(见《物演通论》66章)也就是说,唯心、唯物都没有边界条件,唯物不能证明自己的纯客观,唯心不能证明自己的纯主观。故唯心、唯物都不成立,只是一个伪问题。
关于公理需要明确两点:1.、公理是当时理论的逻辑极点,以此为起点才能建立一个精密的逻辑证明体系。任何一个学说系统都有一个推导的逻辑起点,即我们当时默认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如欧几里得就是从5条公理出发,推导出后面几十条定理、467条命题,乃至整个几何十三卷。对逻辑极点的追寻即是追求终极。2、任何公理都是随意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默认的武断,在《物演通论》中称之为“不可克服的武断”,如欧几里得的公理是以默认世界是平面的为基础,而德国的黎曼前移了这个逻辑极点,默认世界没有平面只有曲面,从而创建了非欧几何。
所以,公理从来不是真理,逻辑极点总是会不断前移的,人类的知识的拓展过程就是逻辑极点不断前移的过程:
《物演通论》第一章中就指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惊异”(“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之“惊异”)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极点;而我从“为什么惊异”追问,显然是一个比惊异还要底层的问题,是前移的新的逻辑极点。
第二章中,我提出“我思他在”是暗含在追问“为什么惊异”的这个逻辑极点中的公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惊异”也是有对象的,是对“自然万物”的“惊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类似欧几里德平面上的公理;“我思即他在” 类似黎曼在曲面上设定新的公理。具体来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空间横向范围内的公理:我思,说明我的思想在(其实就是同语反复);“我思即他在”是时间纵向范畴内的公理:我思在纵向上是有发生渊源的,没有前衍的“他在”,就没有后衍的“我思”,没有作为属性存在的可感知对象的“他在”,作为感知属性的“我思”就无由发生;换句话说,所谓对象 “他”就是“他在”和“我思”的耦合结果(这里可把“思”换成“感知”便于理解),哪怕“我思”没有与“他在”耦合,如婴儿刚刚出生还未开始感知这个世界的一刹那,“我思”本身的存在(即婴儿感知世界的能力)在纵向上也有使其发生的前提条件(即孕育出婴儿肉体与精神或感知能力的受精卵必以其父母提供的卵子和精子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即“他在”。如奇点无属性的存在,没有分化开来的“他在”,自然没有“我思”。显而易见,“我思”不是作为存在整体的绝对存在,故只能是相对存在,只能相对于“他在”而存在。我在卷二也证明了正是分化导致感知的发生,感知是从“存在是一”的未分化无属性的奇点一步步分化成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有机体等的残体后,各残体为了回归为一而建立起来的相互识辨以达成依存而必需的能力。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沉思”是这样提出的,他说他做梦的时候觉得那个梦境非常真实,可是他醒来时发现那个梦境竟然是虚幻的,于是他反过来追问,我现在醒着时的感知,怎么证明它不是虚幻的梦境呢?这个问题当年庄子也提出过,即庄周梦蝶的典故。庄周说,我做梦时梦见我是一只蝴蝶“栩栩然蝶也”,即活生生的就是一只蝴蝶,等我醒来了我发现我是庄周“蘧蘧然周也”,即是个非常生动的庄周,于是我就不能分辨,究竟是庄周梦见了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庄子提出的问题跟笛卡尔完全一样,只是庄子缺乏逻辑追问的功力故到此为止;而笛卡尔由此不断追问,提出了关于存在的第一证明,也是唯一有效的证明:如果我的感知不可相信,就不能证明有外物存在,只能证明我的思想即我的怀疑精神存在。注意“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在”是指我的思想存在,不包含肉体。后来笛卡尔还通过解读松果腺、杏仁腺等专门提出身体灵魂交感说解释肉体的存在。实际上在“我思故我在”中,“我思”和“我在”不存在因果关系,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我思即我在”,即“我思”就表明“我在”,或简化为“我思我在”。而“我思即他在”也没有因果关系,没有“他”就无所谓“我”,“我思他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再以爱因斯坦的宇宙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宇宙论的逻辑起点是“奇点”。但几乎所有人都会问:没有时空的“奇点”所处的位置叫什么?“奇点”以外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任何问题都只能有限的讨论,即任何问题都有其边界条件。爱因斯坦缔造的的宇宙论模型自然也是“有限无界”的逻辑模型,其尺度只限于光以每秒30万公里行走137亿年,即137亿光年就是今天宇宙的尺度。在这个宇宙之内有时间和空间,而这个宇宙之外的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也就是说,任何认知或逻辑模型都是有限的,所谓无限不是人的智慧可企及,但随着信息量的增加,爱因斯坦的宇宙论一定会被突破,新的逻辑模型一定会在一个更前移的逻辑极点上,在一个新的公理系统下开始推导和建立。
《物演通论》卷二70章的示意图说明了我们的知是被我们所处的衍存位相和存在阈决定的,公理只是我们所处位相下满足了存在阈的表达,即只为解决我们所处位相的问题而被认定为公理。也就是说,任何公理体系都不是真理,只是我们衍存位相所决定的认知限度或认知边界或认知底层。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待唯心和唯物。任何认知,包括概念,都会随着我们的衍存而代偿性的改变。如对于“物质”的概念,最早认定为实体,到爱因斯坦时,则与能量成为一回事,能量守恒定律也因此变成质能守恒定律。在爱因斯坦以前,人类使用的能量都是化学能,即化学键上的能量,如燃烧后总质量不变,变的只是物质的形态;而爱因斯坦时期开始使用的原子能是调动了质量中0.7%的能量,即核裂变的能量。氢原子的核聚变调动的也是质量中2%的能量。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任何质量都包括着巨大的能量,只是我们没有能力调动而已。我们现在只能调动出铀的质量中的能量。所以,当下的“物质”概念中也包括了能量。那什么是能量呢?
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无穷追问的,今天之所以不用追问是因为我们的所知足以完成我们的求存,即达成存在阈的满足。知的限度是被主体的存在度规定好的,无法随意增减。
故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决无穷问题。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在一个设定的边界条件下和孤立系统中回答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之所以呈现,表达着主体当下需要增加代偿以弥补自身存在度的衰减。
第三、读懂《物演通论》需要弄清一个重要概念:属性。这里的“属性”与
一般概念相比,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义的外延,任何可表述、可称谓、可感知的所有东西皆为属性。我们的感知正是主体感应属性与客体可感属性相耦合的结果。
正确理解“属性”的概念,我们才能明确我们的存在漂浮在属性之上,我们所说的世界不过是我们感知中属性表达的世界;同理,我们才能明确“人性是物性的绽放,人道是天道的赓续”。
正确理解“属性”的概念,我们才能明白物演递弱是通过属性丰化来表达的,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属性的范畴。由此也才能明确精神不过是感应属性的增益,社会不过是结构属性的增益。精神的源头是电子感应质子那样的理化感应属性,随主体存在度降低而逐步代偿增益为精神。社会的源头不过是最初的粒子结构,随着物质分化沿着原子结构、分子结构、细胞结构、机体结构一脉发展,最后增益为社会。
故,属性代偿作为存在性递弱的显性指标贯通整个物演,所以《物演通论》的副标题是“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社会哲学的统一性原理”。
本次答疑会是读书答疑会,上述三部分内容的理解,有助于大家读懂这本书,了解这本书的推导方式,故答疑前特别做了下说明。
第二部分:答疑
问题一:按《物演通论》递弱代偿的顺序而为能否可以达到老子“惟道是从”的境界?
答:这个问题比较大,要说清楚需要老子课上那样的展开解读。这里我只粗略的做一下说明:
老子的高明在于他对“道”和“德”的分述上。老子的道德和我们通常说的伦理道德不同,道指的是天地运行的规则,即“天之道”;顺道而行谓之德,即“人之道”。道的核心归结为“柔弱”,“弱者道之用”表达着道的弱演实现方式;德的核心集中在“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表达着对能力代偿的抑制是维持存在的最好方式。二者正好分别指向《物演通论》中的递弱与代偿。
老子的“道论”与“德论”恰好指向互为照应的两端,即恰好表达为对“天之道”的“柔弱”演动的猜测(是为“道”),以及对“人之道”的“无为”应和的劝诫(是为“德”)。前者隐约而不自觉地影射了“递弱演化”的自然趋势(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七十六章:“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等等,《道德经》直接论及“柔弱”凡十一处之多),后者朦胧而天真地提倡对“属性增益”的人文反动(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等等,《道德经》直接论及“无为”凡十次之多)。不错,老子所谓的“德”是“万物尊道而贵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帛书·十四),就是让人去遵守“物德”,但这恰恰再度表明老子的“柔弱论”与“无为论”是针对某种普遍自然律而言的,却不是仅仅针对个别的偶发现象或人类的特殊行为而言的。显然,在当时,老子本人亦无从为之提供论证,他的理论还仅仅处于混沌的猜想或模糊的隐喻之状态或阶段。然而在他借水论道的直觉感悟中却处处流露着对弱化效应的深刻体察(见《物演通论》十五章)。
这就是我给予老子极高评价的原因,因为他在两千多年前、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就对宇宙弱演有了无法证明的猜想,所以,在书中我经常与之对话。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是在“六经注我”,完全是对老子的误读。但任何一个学者讨论问题时,都需要把前人就这个问题哪怕最粗浅的表述引为启发。举例说明:马尔萨斯作为经济学家发觉人口是几何指数级增长,而生产力是算术级增长,因此提出人类一定会随着繁殖量的增长而出现不断的灾难,解决它的方式是饥馑、战争和瘟疫。这个说法在科学大规模应用前是成立的,因为之前的人类从来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达尔文作为生物学家,却在《物种起源》的序论里感谢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尔萨斯,因为马尔萨斯给了达尔文很重要的启迪:任何生物的生殖潜能远远大于它的现实生存量,这就导致任何物种除了发生种间竞争,还要参与种内竞争,而种内竞争是自然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是每个学者需要面对的学术参考性问题,也是我不能绕开老子的原因。
如果希望对老子了解更多,可以找机会系统的听一次我的老子课。
问题二:刚刚您说《老子》中暗含着弱化演进的猜测,那您的学说是否就是对老子的证明?如果是,这种证明可否理解为哲学第三特征中的“科学前瞻”?
答:神学、哲学、科学一脉相承,本质上是同一思路;但东方文化不在这个思路中,用库恩的话说,就是不在这个文化范式中。二者不可相提并论。
最关键的是,老子的理论只是当年不可证明的粗糙猜想。我读过《道德经》,但在《物演通论》写到一半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我以前没读懂老子,所以我重读了《道德经》并在《物演通论》中补加第15章。
也就是说,限于信息量,老子的宇宙观极其模糊而粗糙,讨论也非常凌乱,更没有任何证明,无法启迪我;但重新《老子》,我又无法否认老子的道论和德论恰好指向我理论中的递弱和代偿,令人惊讶。所以,我承认我的理论是给老子的道论做了一个现代版的系统证明,也因此经常自诩为当代老子。
问题三:如何务虚和务实?如何教育子女?
答:关于务实和务虚,我一直强调,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务虚与务实是不可能兼顾的;所以,务虚的人务不了实,务实的人务不了虚。务虚和务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品格。
一切思想家,包括神学时代的最伟大的神学家、哲学时代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务虚者,都只关心认识世界的问题,绝不关心改造世界的问题。务虚是通过纯逻辑运思完成的,与经验和实践无关,而经验或实践本身也不构成知识。之所以说老子是中国思想史上唯一半个哲人(就狭义哲学而言),就在于他有追求终极的务虚思路。对于逻辑反思,老子虽然无所表达,却说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意思是说不用出家门,就能知道天下事,不用看窗户外,就能知道天道如何运行;接着说出一句更惊人的话:“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就是说你出门跑得越远,实践越多,你的知识一定越少。这段话和西方哲学“实践不出真知”、“知识就是假设与证明的纯逻辑工程”的认知如出一辙,同时与中国人自古讲“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实践出真知”的想法有天壤之别。
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八个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绝不是老子的意绪,而是后人对孔子一生的总结。它暗含着这样的底蕴:行万里路也就相当于读万卷书,意指实践过程即是求知过程,甚至是更重要的求知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普遍看法,也是儒家各派的心学道统,自古迄今唯独老子与之相左。也就是说,以孔子为首的中国文人都是务实的人格,所以国学永远停留在前神学阶段毫无发展。想想孔子青年求学、中年办学、壮年做官、55到68岁周游列国十三年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直到六十八到七十二三岁这生命的最后几年才潜心于学问,完全是务实的一生。这就是为什么老子的书抽象而深奥、孔子的书浅薄而苍白的根本原因,但孔子作为务实者何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总导师,即大成至圣先师,有机会听我的《孔子课》,会有详细的解读。就我而言,我不承认任何实践意义上的思想家,任何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这也是我不承认马克思是哲学家的原因。马克思自己也说“既往的哲学只关心认识世界的问题,而我的哲学要改造世界”(这句话至少证明他的思路倾向),而且他的唯物辩证法就是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拼凑,实际上从笛卡尔以后,除洛克以外,所有的唯物论都已经沦为哲学外行,他们甚至不知道唯理论或唯心论到底在探讨些什么问题;显然,马克思只是一个应用哲学的人,如同应用科学的人是工程师,马克思也只是哲学界的工程师。
关于教育子女,我个人的做法一直是放任其自由生长。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天才的孤本,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其天分的表达。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已经明确每个人的生理性状,比如体质、样貌、甚至每根眉毛怎么长都是基因决定的;同时,基因还决定着你的性格、气质、甚至思维倾向(当然后天也重要),而每个人的基因组型都是不同的(除非单卵双胞胎)即任何人都独一无二,世界上连两片相同的树叶都没有更何况人。每个人天生的能力总和是相仿的,即人的智商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但每个人的能力倾向是不同的,比如感性思维能力强的人适合从事艺术和技术,理性思维能力强的人适合数学和哲学。
故,最好的教育就是针对每个人特有的能力,充分调动其独特的天分。这是教育的功能。但我们无法打开每个孩子的基因图谱去确定他的能力或天分,所以,父母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给子女提供一个丰富的文化平台,然后顺着孩子的兴趣让其自由生长。兴趣的方向就是天赋的方向,无压抑的天然兴趣的扩展过程就是“天才”的成长过程。
应试教育一定是扼杀天才的教育,教育的功能就是因人施教,充分发挥个人兴趣,让其个人能力倾向得到充分的释放。所以,我对待孩子都是放任的态度;另一方面,我忙于著述,也没有时间去管,对孩子关心不够。我的方法只在理论上有参考价值,在实践上没有指导意义。
问题四: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后科学时代与科学时代有何不同?为什么科学时代行将过去?
答:近代对科学给出最清晰概念的是上个世纪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波普尔给科学下了一个定义叫“证伪主义”。简单理解就是:凡是能够证明是错了的学问就叫科学。
比如托勒密的学说在哥白尼学说出现以后全面崩溃,尽管他的书《天文学大全》做了系统的逻辑证明,甚至有非常精确的数学模型。然而,哥白尼的学说出现仅四百年,今天我们知道基本上也全错了。因为太阳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连银河系的中心都不是。哥白尼认为所有行星围绕恒星运转是正圆形轨道,而我们今天知道在整个宇宙中永远没有正圆形轨道。
而后出现的牛顿学说缔造了整个工业时代,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反复被证明是真理,以至于人们后来观察天王星运行的轨道和牛顿理论计算的轨道不一致,人们非但不说牛顿理论错了而说天王星运行错了!之后几十年进一步观测结果发现果然是天王星运行错了。按牛顿原理计算那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大质量的物体存在干扰了天王星的轨道,后来也正是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找见了海王星和幂王星,牛顿的学说就是这样颠扑不破的“真理”,可以预测世界的“存在”。
但是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一出现牛顿的学说立即全面崩溃。牛顿学说维持正确的时期竟然只有短短的两百多年。因此,爱因斯坦赶紧宣布说:“他的学说只是一个短命的过渡。”可见科学就是不断被证明“错误”了的学问。
但实际上波普尔的说法还有问题。实际上由《物演通论》通过卷二的逻辑反思可知:
世间的一切感应效果和感知成果,包括人类的所有非科学文化和科学知识在内,非但历来不能达成“真知”,而且越来越不能达成“真知”,即是说,属性耦合形态的感应增益放大进程具有越来越背离元在的倾向,尽管它的“求实效应”、也就是它的“代偿有效性”始终都会维持在那条标志为存在阈的常量平行线上也罢。这就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学说得以成立的哲学根据和基础论证。(见《物演通论》79章)
同时,波普尔在其证伪主义学说里未曾探讨有关证伪进程的趋势和速率问题,只在分界问题上谈到,科学与神学、形而上学等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可证伪性与后者的不可证伪性。但他没有发现,神学(人类思想史的早期逻辑形态)不可证伪的程度大于哲学,因此哲学的翻新和批判进程远比神学活跃,而哲学(人类思想史的中期逻辑形态)不可证伪的程度又大于科学(人类思想史的晚近逻辑形态),因此科学的日新月异才会如此令人目眩。这表明,波普尔的截然分界是过于简单了,实际的情形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完毕,那就是:愈原始的代偿其效益愈著,即落实状态的稳定性愈高;愈后衍的代偿其效益愈低,即落实状态的失稳性愈烈;代表着感应属性代偿的逻辑演化进程亦不例外,如此而已。(见《物演通论》第100章)
简单的说,人类的任何知识都是稳定性越来越差的,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和真理无缘,我们的知识是为求存而设定的,而不是为求真设定的。也就是说,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说到底只是小范围的现象,在大范围的自然演化中表达的其实是逻辑本身的失真和失稳趋势,即越后衍的知识代偿效力越低,可证伪性越高,实际上是对代偿终极无效性的表达。
这一点通过近代科学充分表达: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成为“理想的天堂,实验的地狱”,即只能做理想实验,但不管怎么难,1919年爱丁顿通过全日食观测才能在低端逻辑上予以证明;而现在的弦论和M理论,完全不能通过实验证明,即不能完成广义逻辑自洽,或者说广义逻辑无法贯通,连“正确”(即需要达成《物演通论》第100章中的“逻辑三洽”)都无法实现。
这也是我说科学时代行将结束的原因之一。随着科学代偿效率越来越低,证伪速度越来越快,总有一天,一个理论刚一出现就被证伪,科学自然崩溃。科学时代行将结束的另外一个原因通过科学的总和表达。虽然每一项科学单独看仿佛是好的,但汇总来看,科学在整体上缔造的是环境污染、气候异常、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把人类导入快速失存的深渊。西方有学者称当今科学时代是人类空前的愚昧时代,这个“愚昧”是通过科学总体表达出的人类的荒诞。任何文化的基本素质都是保护其载体的生存,而今天的科学正在严重戕害着文化的载体,所以,正如国学无法维持中国生存时必然衰落、必然通过新文化运动被西学取代一样,今天的科学也必将被新文化或后科学取代。那时的人回望今天,就如同今天的人回望神学时代,都会觉得愚昧之极、可笑之极。
再问:但是,根据递弱代偿的理论,后衍的知识代偿效率更低,说明后科学时代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呀!
再答:是的。从理论上来说,在递弱代偿规律下,我看不到有逆转的可能性,所以我在《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中,着重表达的是“限度”,今天上午我也表示对此没有信心。虽然我无法预判人类将来是什么样,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一个文化无法维护载体求存时,一定会发生转型。
关于后科学时代是怎样的,我无法预判,无法表述。我只完成认识世界的问题,至于改造世界的问题是后人的问题。
问题五:看了《物演通论》后,个人感觉人类或物演要终结。宇宙是否会出现周期律?
答:首先说明,我写《物演通论》的初衷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回答既往哲学家遗留下来的问题,是纯粹的逻辑游戏;当换个角度和思路缔造了一个新的本体论模型后,所有过去的哲学问题都有效得到通解。这是一个纯学术的探究。但在临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本书最有效的回答了为什么人类文明程度越高,危机程度越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甚至从表面上看,本书正好是这个问题的基础理论。由于我写书不是针对这个问题建构的,所以大家读书首先读的是一个世界观思想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存在度递减有六个指标:越后衍的存在在空间中的质量越少,在时间上存在的时间越短,存在状态越不稳定,这是三项硬指标,在书中哲学性的表达为更为丰富的六项指标(见《物演通论》第13章)。存在度越低,在宇宙间的质量越小。人类作为最后衍的智化生命,在整个太阳系中的质量微乎其微。作为原子物质的太阳(由氢核和氦核构成)的质量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9.86%,作为分子物质的八大行星加上星际物质的质量仅占太阳系总质量的0.14%,生命物质只是薄薄的在地球表面覆盖了一层,连地球质量的亿万分之一都没有。(宇宙间存在度递弱的质量呈现见《物演通论》第12章)。所以,生命的消失对宇宙毫无影响,宇宙的丰度和人类的灭亡毫无关系。即使生命灭归了,也是灭归于物演之流。所以说,存在永远是丰满的,万物都在有限的衍存区间内按递弱代偿的规律流动着、演化着。任何相对存在的灭归对整个存在而言,都没有影响;灭归不是演化的方向,只是演化的临时告竭。抽象的整体存在存在度守恒(见《物演通论》第10章)。
关于人类生存的危机化,我没有有些学者那么悲观,比如霍金认为人类的生存期只有一二百年了,建议人类移居其他星球。因为我的理论无法代入参数,所以我不能给出人类生存期的具体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方面,人类的演化一定是个危机化叠加的过程;另一方面,当文化不能维护人类生存时,这个文化一定会被抛弃。下一茬新文明或新文化很快就会到来,我把它叫做后科学或后资本时代。新文明能在人类更艰危的生存形势下维护人类生存多久无法具体表述,但需要人类清醒明确的是:过去那种认为不断提升能力就能让人类永生是肯定不成立的。
这里需要说一下“第一判断”。
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一书中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指数级发展,按这个速度,人类在2045——2065年之间会出现超人工智能,其智能远远超过人。关于这一点,西方产生了两派观点的分歧,65%的学者认同库兹韦尔的乐观态度,认为那时人具备无限的能力,是人类的永生,人类对能量的获取已经不限于地球、太阳系、甚至银河系,人类由此具备无限的生存优势;35%学者,包括比尔盖茨和霍金认为这将是人类灭亡的节点。但无论哪一派,无论你是不是重量级的人物,任何结论都需要依据需要证明,没有论证的猜测没有任何意义。
须知,人类任何问题的有效性普遍性判断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理论的系统证明上,当这个基础理论的系统证明完成,和这个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才有明晰的结果。所以世界观是最重要的,因为人不能点状的和世界反应,必须在一个终极画面上,即一个世界观图景上才能找见自己的位置,才能在这个位置上明晰自身的自然本性,从而解决与自身相关的所有具体问题。举例说明:人类出现力学这个概念至少几千年了,古希腊时代的阿基米德就已经做过浮力、杠杆等相关问题的论证,但在牛顿完成力学的系统论证以前,人类从来不知道力是什么。牛顿力学提出万有引力和三大定律,并用最简洁的F=ma对什么是力做了总结,至此,人类才第一次知道力是什么。也就是说,人类要理解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在逻辑的基础层面上做系统证明,这个证明才能成为与之相关的所有问题的判断依据。
而我的理论,却正好完成了“为什么人类文明程度越高,危机程度越高”这个问题的系统证明,虽然它的初衷不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建构,但它由此成为一切与之相关问题的基本判断,即“第一判断”。因此,此后讨论的相关问题,不再是猜测而是有依据有证明的有效判断。进一步明确化,即库兹韦尔的奇点就是我理论中有限衍存区间右边的失存临界点,这意味着人类没有两个选择,只有一个结果。
问题六:为什么说万物“唯求存在”?
答:上个世纪西方语义论转向中有一个课题讲“意义”,在语义论上讨论问题,以回答诸如为什么这句话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我坐在太阳上”这句话没有意义,“我坐在椅子上”这句话有意义。这些“意义”问题其实还在表层上讨论,不是“意义”的终极答案。
所以,我撇开所有这些表层的“意义”问题,在终极上予以回答:
一切“意义”说到底都是为了达成“无意义的存在”。即“存在”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倒是由于“难以存在”才生出了种种“求存的意义”,如此而已,或如此而不能已。(见《物演通论》序言)
由于万物的存在度都不圆满,都呈衰变演化,因此万物都有求存的问题,不同的只是求存的方式,或者说通过求存的方式的改变完成物类的转化。从终极上说,不仅人类,整个宇宙都只有一个问题:求存。存在本身不足以存在,而又不得不追求存在,这就是存在本身。所以,针对任何问题,我经常强调说,我不讲好与坏,只讲所以然;如果非要给出一个好与坏的判断,只有一个终极尺度:它是否有利于维系存在,对生命而言即有利于维系生存。
为什么说万物“唯求存在”,简单一句话:因为万物都不够存在的圆满资格。
问题七:光谱仪和肉眼哪个更接近本真?相对论、量子力学与人的感知哪个更接近本真?日心说和地心说哪个更接近本真?
答:人类的一切知识只是属性耦合。人类的感知只是物理感应的代偿增量。具体如下:
对电子说来,它以自身先验的负电性来感知并应答质子的正电性,反之,质子亦以其固有的正电性作为被反映者的现象形态来回应电子对自身的“感知”,也就是说,电子亦有类似于“精神”那样的某种缩微化了的认识属性或识别能力。(见《物演通论》72章)但电子的感应结果是电子负电荷与质子正电荷耦合后的电中性,无关质子诸如广延、质量、颜色等的其他属性。从电子质子的理化反应,到感性动物的感性直观、知性动物的知性判断到人类理性的逻辑推导,这个感应属性代偿增益到最后的形成人类的感知,人类感知属性与元在(客观世界)可感属性的耦合(耦合与模拟、虚拟、抽象同义,这里表达为理性抽象过程的层层归纳和演绎),形成人类的一切知识。正如电子的感应结果与质子的客体本真无关,人类的一切知识也与真理无关。一切感知的目的只是求存,无关求真。
“在的程度”(即存在度)愈高的感应者,由于其“客观真在性”所失愈少(亦即“主体自身属性”或“主观性”愈少),故而“感应之真”必因“干扰”愈少而愈“真”;反之,“代偿程度”(即代偿度)愈高的感知者,由于其“主观逻辑性”所得愈多(亦即“主体自身属性”或“主观性”愈多),故而“感知之真”必因“干扰”愈多而愈“失真”(即由属性耦合所致的对象扭曲度或感知扰动量之相对比值可能守恒,但其绝对值注定是一路走高的)。(见《物演通论》103章)也就是说1、随着主体存在度的降低,其感知量越来越大,其感知的主观程度也越来越大,其感知结果对客体的扭曲程度越来越大,即主体感知结果与客体的绝对差异越来越大;2、主体感应属性与对象可感属性耦合的结果与同步分化变动的客体之相对比值,或者是一个扭曲常量,或者是一个扭曲增量。这一点,无法用具体的量来比较,但可以确定是主体感知结果与客体的绝对扭曲值一定是一路走高的,在现象上表达为感应、感性、知性、理性这一路广义逻辑序列下认知的越来越不稳定,即:
感应所得的稳定度大于感性所得(譬如借电磁感应达成的原子结构当然比任何生物结构或生物属性结构稳定得多);感性所得的稳定度又大于知性所得(譬如视觉或听觉等感官感觉表象的稳定程度与本能或动机所主导的知觉表象的游移不定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知性所得的稳定度更大于理性所得(譬如由动物求食本能所规定的求食知识及其求食行为变异一定不会比人类关于食物营养学的学术理论翻新来得频繁)。(见《物演通论》79章)
故,关于含真量的问题,在绝对扭曲值上是增加的,而相对扭曲值可能是一个增量也可能是一个常量,因没有具体参数,没有定论。肉眼一定比光谱仪更接近本真,光谱仪增加了主体的感知主观性,而且会干扰感知对象,在量子学说上表达为测不准原理。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曾经在历史上的发生过这样的事例:
公元150年前后,托勒密建立地心说,是当时被认可(即符合《物演通论》第100章所说的“正确”,即达成逻辑三洽之自洽、他洽、续洽)的学问。虽然在比此更早的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就提出了日心说,但他当时解决不了广义逻辑失洽的问题,即他回答不了两个问题:1、如果地球自转,同时绕着太阳公转,那么所有的星星应该是不规则运动,为什么恒星可以保持不动?这个问题必须等到后来天文学上的光行差和恒星视差的证据出现才能解决;2、如果太阳在中心,所有的星球之所以围绕着地球转,一定是因为地球自转,那么我们抛向上空的物体,在地球转动后(根据转速可以计算运动的距离),按理我们是接不到的,为什么事实上物体会落回原点让我们接到呢?这个问题必须等到牛顿的惯性力概念出现以后才能回答。因此阿里斯塔克的日心说很快被否证了,而托勒密的学说盛行达一千四百年。直到伽利略发现望远镜看见了金星盈亏,以及牛顿提出惯性力,哥白尼的日心说才被认可(即成为“正确”)。
所以,当一个理论因为信息量不足建立起来的逻辑模型不能广义逻辑融洽(即无法让人不自觉“认真”),就算它在日后被证明“正确”,在被超前的那个时代还是不“正确”的。同理,任何当下“正确”的理论也必然随着物演的继续(在文明阶段主要表现为智质分化的信息倍增)而变得不“正确”。
故,地心说和日心说哪个更被认可(即 “正确”,即是否在当下匹配了主体所需的代偿或者说耦合了存在)由其主体的存在位相或存在度决定。简单的说,一个理想逻辑模型的提出,过早或过晚都不能“正确”,必须与主体当下的生存状态(存在度)匹配。换句话说,任何正确的理论(或者说识辨系统、解释系统、逻辑模型等),只是当下与主体生存形式相匹配的有效代偿(或者建立的),即实现求存的“求实”之知;而随着分化的继续即信息增量的产生,必然导致广义逻辑失洽(即代偿失效或其知“失实”)而不再 “正确”。这也是科学可证伪并证伪的越来越快的缘由(越后衍的逻辑模型越精密,越精密的逻辑模型越不稳定)。
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哪个更接近本真(即元在或客体),还是只能说,随着主体存在度的降低,其属性耦合所致的对象扭曲度或感知扰动量之相对比值可能是扭曲常量,也可能是扭曲增量,但其绝对值注定是一路走高的;目前只能做这样的纯逻辑推论,它与具体问题的衔接或抵牾便只好交予后人去整顿了。
问题八:《物演通论》三卷中为什么精神哲学卷特别难懂?比如现实美、艺术美、应前的美、应后的美等,希望老师有所提示。
答:《物演通论》卷一自然哲学卷,在西方哲学史上仅仅表达在古希腊哲学的早期,即自然哲学期,由于此时探讨的问题相对简单,因此我结合二十一世纪的自然科学总图谱或总信息量,很容易就构建出一个本体论的新模型,即递弱代偿原理,理解的关键就是:万物同质,万物一系。
卷三社会哲学卷也相对简单,因为此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包括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社会是什么真正说清楚。这个问题只有在《物演通论》里,即把整个社会返还给宇宙或自然(如同《物演通论》里把人返还给自然),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的重大启发来源于生物学出现的一个新学科“社会生物学”,指出动物都生活在社会群团之中,人类社会是从动物社会中增长出来的。这是个重大发现。此前认为人类社会是人类独立缔造的说法极其幼稚和肤浅。所以,卷三几乎是对整个社会学的重建,是对社会发生学的第一次根本性讨论。
卷二精神哲学卷特别难读,是因为从古希腊中段柏拉图转型(指受毕达哥拉斯理论的影响,柏拉图从苏格拉底思路转型为毕达哥拉斯思路)到近代西方哲学,讨论的都是精神问题。在这个阶段,哲学家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对存在的追问就是对精神的追问。所以,精神哲学在上千年间积累下非常丰富的议题,而我不得不与之对话,因此卷二变得非常艰深。我在附录《<物演通论>导读》中也指出了我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都说明了卷二的难度。精神哲学卷的理解关键点在于:(1)卷二的标题:精神哲学的感应属性增益原理,弄清“感应属性增益”六个字的含义;(2)感知过程是主体感应属性和客体可感属性耦合的过程;(3)感应属性代偿过程在人类文明史上表达为信息增量过程,而信息增量过程表达着感知效应的茫然化,即感知代偿的越来越无效化。
卷二回答了既往哲学家没回答的一系列问题,如什么是精神?什么是感知?精神和感知的源头在哪儿?康德探讨知的规定性即先验范畴时,没有说明这些先验范畴的规定性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你读懂了“感应属性增益”,就明白了精神和感知的源头;如果你读懂了感知过程就是属性耦合,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知识不真;如果你读懂了“广义逻辑”及“广义逻辑自洽”,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知识不真却有效,这就牵涉很多概念的理解,如模拟、虚拟、抽象,和耦合是一回事,霍金表达为“依赖模型的实在论”……
虽然第二卷最难理解,但最重要的却是卷一的设定递弱代偿的逻辑模型,深刻理解卷一是理解卷二乃至卷三的基础。
问题九:我想请教下数学哲学基础的问题。请问您怎么看待一百年前数学三大流派的学术分歧,即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哲学主义,这里面就涉及哥德尔定律、集合悖论等问题;另外,能不能具体解释下几何错觉的发生过程。
答:这个问题很专业,我不一定能回答的很好,我就我的哲学视角略做一些回答。
毕达哥拉斯建立数论的时候,建立的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系统,这个逻辑系统叫形式系统。数学到了近现代,成为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工具。古希腊哲学的质料论和形式论即逻辑形式和质料追究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的基本要素。为什么数学相对于其他科学具有这么大的基础性的整顿作用?因为数学表达的是物质最底层属性的理论。如果你读懂递弱代偿原理,就明白越原始越底层的东西越具有奠基性、决定性和稳定性。
笛卡尔表达二元论时说过一句话“心灵实体的属性是思想,物质实体的属性是广延”,广延是物质最基础的属性,即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在科学的直观表象中是运动的“维度”,在哲学的直观表象中是实体的“广延”,而在存在的自性中就是存在本身。见《物演通论》第54章)——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探讨的一切问题,最终都归结为时空问题的原因。如牛顿学说其实就是绝对时空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相对时空学说。为什么人类的重大学问都表现为时空追问?因为时空属性就是广延属性,是物质的最原始最底层的属性。而数学恰恰是整顿时空属性的工具。如最早的物理追究的都是物质在空间中的位移关系。为什么数学公式或定律总是离不开平方或立方,如E=mc²,如温度的降低过程是温差的立方,即为什么平方或立方会成为解决问题的节点?是因为平方是空间二维面的表达,立方是空间立体面的表达,即数学和几何学恰恰是时空问题的理性表达形式,这使其具有最高的感知整顿效应。
在《物演通论》中与之相关的表述如下:
由于越原始的感应越接近于“在”的本原,越少一些间接层次或主观程序的处理,因而具有越大的抽象普遍性,同时具有越小的感知鲜明性(参阅第八十六章),这就为理性逻辑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方面,它使“理”常常处于混乱之中;另一方面,它又为“理”提供了加以梳理的根据或手段;说它是“根据”,乃基于“存在效价规定并支配着代偿效价”这一衍存律令(参阅卷一第十九章),这“根据”就是追溯(“追本溯源律”的那种“追溯”)到从幽在中刚刚演化或分化出来的广延属性和复多属性上去──前者(指广延属性)就成为几何学的来源;后者(指复多属性)就成为数学的来源。说它是“手段”,乃基于“前体属性规定并支配着后衍属性”这一自然法则(参阅卷一第四十一章),这“手段”就是禀赋(“先天禀赋”的“先验逻辑”)在理想逻辑中的图式思维和数理思维的能力──前者(对应于逻辑广延性的扩展)就成为几何演绎的思想源泉;后者(对应于逻辑数理性的发展)就成为数学演绎的思想源泉。愈原始的属性,愈具有普遍性和统领性的优势,由以成为对后衍属性的梳理工具,这就是几何学与数学的学术本质,也就是几何学与数学在人类思想史上越来越显示出深刻性和有效性的终极原因。(见《物演通论》中102章)
所以,绝对的说,数学、几何学都是主观规律,即数理模型也是主观的逻辑模型;和时空一样,数理逻辑也是先验的人感知世界的逻辑形式,只不过因为数学、几何学是最原始的复多属性、广延属性的抽象表达,所以相对于其他逻辑模型,有着最高的稳定度和最难的证伪程度。数论(或形论)的稳定性、普遍性、有效性缘于复多属性(或广延属性)是存在度最高的状态(即分化出时空时的原始状态)就具有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属性;数学、几何学由以成为整顿其他科学的手段或工具。
毕达哥拉斯学说的缺陷在于,他的数理逻辑本身直接就是万物的“本体”,而不是追索“本体”的逻辑形式。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尚没有意识到“数论形式只不过是先验逻辑的格式规定”,更不可能意识到“精神存在”只不过是“自然存在”的代偿属性,由此造成他图解世界系统的粗疏和偏差。(见《物演通论》附录二)
上个世纪哲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争论,最早由数学家弗雷格提出的问题:人类最精密的逻辑体系就是数理形式体系,而人类日常使用的都是不严格的体系。罗素特别推崇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与牛顿同时发现微积分,但因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更简洁而应用到今天)。因为作为数学家的莱布尼茨提出:人类一般使用的语言是民众在日常形而下环境中缔造的语言,不能处理形而上思境下的问题,故应该创造出一种普通符号,以同时处理形而下的普通问题和形而上的抽象问题。如日常语言不能解数学,如电脑编程需要另外的符号。罗素和怀特海合著了一本书《数学原理》,通过最精密的数学形式,在书中建构了一套现代逻辑符号,以实现莱布尼茨的目标,达成对逻辑和非逻辑、形而上和形而下问题的通解。否则符号不严谨会导致思想的表达混乱。至此,罗素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哥德尔随后消解了这个问题,他在数学上证明任何一个孤立的数论形式系统,如果它是自洽的则一定不完全(哥德尔第一定律);如果它是完全的则一定不自洽。也就是说,哥德尔在数学纯逻辑形式上证伪了罗素认为有一套严格的普通符号就能解决一切逻辑和哲学问题的观点。这就数学和哲学的关系。你谈的更细节的专业问题我无话可说。
题外话:我是做哲学专业研究的。在科学分化而信息量巨大的今天,没有人能对人类的知识全面掌握。但是,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不是事实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事实。
一个人能不能掌握最新的思想是一个人心理或精神高度的最重要指标。中国人通常是不自觉的唯物主义者,总觉得是事实决定观念,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是理念决定事实。故上个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里说了一句话“世界是由事实组成的,而不是由事物组成的”,其意指人类所说的这个世界不是由客观对象构成的,而是逻辑构建的主观的逻辑模型。在望远镜被发明以前,第谷作为人类天文学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肉眼观察天象达二十年以上,拥有当时最详细的天象观测资料记录。因为第谷在这方面极为著名,瑞典皇家专门为他建了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肉眼观测天文台。第谷的观测资料精细到这样的程度:当时肉眼只能观测到金木水火土这五颗行星,但他居然能观测到行星运行轨道的八分差。大家知道一个圆周360度,一度再分成十分,他竟然能够通过肉眼观察发现一度以内的差别,然后记录下来。但是第谷内心怀揣着托勒密地心说的理念,终其一生在天文学上都没有重大建树,临死时哀叹自己辛苦一生,却无所作为!第谷死后,把他的全部天文学观测资料留给了晚年收的一个弟子开普勒。开普勒的天文学知识远远无法和第谷相比,但他怀揣着哥白尼日心说的理念,以日心说的思想整顿第谷的观测资料,居然整顿出行星的运行轨道,轰动天文学界,被称为天体立法者。行星轨道不是正圆形,而是椭圆形轨道,而他居然找到了上千年前古希腊阿波罗尼的椭圆形双锥曲线的数学模型,开普勒直接使用这个椭圆形双锥曲线的数学模型,精准确认了行星的运行轨道,分毫不差。
第二、凡是在逻辑上成立,就在事实上成立。
无论人类的认识进程怎样发展,也无论这种发展使以往(或当前乃至往后)的认识显得多么荒谬,“表象世界”的“合理”状态却始终保持不变。这就是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凡是现存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存的”——得以成立的原因。(见《物演通论》93章)
通俗的说,我们感知中现存的世界只是我们缔造的理性逻辑模型。只要我们今天缔造了自洽而圆融的足够精密的逻辑模型,就不用担心未来得不到验证。凡是符合精密逻辑的理论,即使今天看不明白,将来一定在事实系列中显现。
如古希腊人早先在几何学领域发现了作为圆锥曲线之一种的椭圆,阿波罗尼甚至已将椭圆的几何性质琢磨得一清二楚;可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这种“逻辑产物”的意义何在,直至十七世纪的开普勒将它恰如其分地运用于火星运动的研究之时,它才得以在一个整体逻辑结构中镶嵌到位。(见《物演通论》118章)
补充这段话,是希望大家明确新思想的重要性,希望大家不断的学习,不仅限于我的书,而是对前卫的新思想加以关注。我的思想在今天与主流思想差异极大,如果它的论证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你就要特别注意理解它,这样,对于某些你曾经不能理解的问题可能会瞬间理解了,它甚至会缔造你看世界的事实组合系统,因为不是事实反应为思想,而是理念决定什么是事实,这就是新思想的价值!
另外,任何一个学者的表达,都一定是个专业的表达。今天的信息量已经大到我们称之为科学时代;而科学,即亚里士多德说的分科之学(科学更复杂更完整的定义以后再说)。古希腊信息量少,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掌握全部,所以只有博物学,没有科学。文明演化乃至宇宙演化的过程就是信息量不断增加的过程,大到一定的程度,没有谁的智力能处理如此大信息量,于是,博物学变成分科之学。任何一个搞学问的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自称什么都知道,那一定是不懂装懂的骗子。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不同专业的人站在不同角度解读我的书。如果你对我的学说有兴趣,就在你的系统里应用甚至伸展它,比如数学好的同学希望你能优化《物演通论》中的数学模型,甚至找到存在效价和代偿效价的数学参数,这当然需要很大的信息量,需要具备极好的数学功底。而我承认我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而不同的化学或者物理或者社会学好的人,分别在不同的角度去伸展,哪怕是曲解性的伸展我的学说,我都感激不尽。
问题十:我是做无机材料的研发工作的,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经历读完了《物演通论》,希望老师解读下书中智质分化最后结果的“大同社会”,因为我感觉在现实中,随着新科技的发展,如人工智能的发展、生物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世界一方面被资本控制,一方面被掌握最新技术的能控制算法的人所掌握,好像越来越难以大同。就连费孝通的十六字思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在晚年被他自己把“天下大同”改成“和而不同”。希望老师解读下现实和书中的“大同社会”如何能衔接?
答:因为你提问题的层面和我思考问题的层面不在一个平台,所以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回答是否恰当,这里仅试着回答如下:
大家关心的具体问题我说不好,我讨论所有问题都是纯逻辑推导。关于大同社会,不止马克思,连很早的孔子也讨论过,他们都视大同社会为人类的福音,而由我理论导出的“大同”却恰恰相反,使其成为人类面临失存的“地狱之门”。
按照我的递弱代偿的原理推导,人类的残化度一定是越来越高的,残化的极致状态就呈现为均质化的晶体状的社会结构。
最典型的晶体就是钻石。钻石晶体就是一个分子,由碳原子构成。碳的原子序数为6,6个电子中的2个电子用以填充第一电子K层,余给以8为满足值的第二电子L层的电子数恰恰是4这样一个中间值;在元素电子外壳层的缺失方面,碳原子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见《物演通论》第46章)但正是这种残残联构造就了最致密最坚硬的钻石。
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残化,理论上推导出的极致残化的结果即每一个人是一个分工的载体,以致于社会脆弱到这样的程度,如同一条流水线,一个人出问题,整个流水线立即停顿。也就是说,越残化的社会越复杂、越动荡、越脆弱。与作为无机物的钻石晶体不同,此时的人类社会,虽然稳定度最低、结构最复杂最致密,但极度弱化的各人却越来越自由即疏离度越来越高(但因为结构复杂更致密),故为“活化晶体”。此“活化”是异质化的个人感应属性极致代偿的表达,此“晶体”是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属性极致代偿的表达,二者并不矛盾。故,“大同”之“同”是个人极致残化程度的“同”,是作为社会耦合组件的依附于个人的智质性状或类体质(工具)构成的致密与复杂下的社会结构晶体化的“同”,而个人与人反而越来越疏离、自由和异质化。同时,由于个人存在度降到最低,个人对社会的依赖达到最大,可偏偏此时的社会结构是最不可依赖的,因为这种“活化晶体”的“大同”社会已走到了自然代偿演运的尽头,亦即社会结构的脆弱程度业已发展到一触即溃的地步。(这部分更详细的解读见《物演通论》177章)
我不相信任何人对未来的具体预判,我只承认逻辑导向下的结论,即在逻辑上成立的,在事实上就成立。但具体细节我不得而知。如你刚刚说的,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资本的力量导致大多数人失业,我可以确定的说,这是资本时代行将结束的标志。请想想,人类的绝大多数失业,而社会分配构型不发生变化,即绝大多数人面临生存的危机,而少数人处于财富过度积累的状态,这个社会能存在吗?建议大家读一下熊彼特的书。虽然熊彼特是西方经济学家,但他承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只是一个时间范畴;并指出资本主义解体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因为资本收益趋零化,即在越来越动荡的社会中,资本投资的收益越来越不稳定。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正是我说“后资本后科学时代即将来临”的现象表达。但对于后资本后科学时代的具体状态,我无话可说。
问题十一:万物皆为求存,那人类求存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只求温饱还是追逐自己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生活?欲望作为代偿,是欲望即代偿的无度膨胀导致存在度的降低,还是存在度的降低导致欲望的无度膨胀?
答:就理论而言,按书中的说法,存在度递减是自变量,代偿度递增是因变量,即人类欲望越来越膨胀、竞争越来越激烈、心理越来越焦躁,是存在度降低、生存形势恶化的表达。这个说法也成立。比如今天的人为什么要不断学习,大学之后还要读研究生,否则好一点的工作都找不到;而古时候,读书的人不多,孩子七八岁就开始放羊了,也活的好好的。这表明人的生存形势越来越危机化。但我书中同时表示:
代偿由此达成存在性的内涵和外延的统一,亦即代偿过程就是存在度趋于衰变的展开过程,换言之,代偿度是存在度的实现,存在度是代偿度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代偿度与存在度原本属于同一回事。(见《物演通论》第40章)
从更深层的哲学上的逻辑反思来说这个问题:人类求存需要建立自己的识辨系统,这个先验的识辨系统使人在感性、知性上自动的把对象归类,把连续的变量截然区分。比如视觉把400——700纳米的无极的波长区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乃至于150种不同的颜色;比如人类的视红和视绿基因是同一条基因变异出来的,它俩的实际差别很小,光谱峰值离得很近,这就导致了人眼对600nm-535nm这一段波长的变化“过于敏感”,说白了,橙和绿本来没那么大的差异,是人在采集水果的依存需要中由视觉系统将其夸大化了。如果不夸大,人类就不能在一片绿色的森林海洋中区分出赖以生存的成熟的水果。唯有能把二者夸大的基因突变才能保留。所以对颜色的感知是动物依存所必须的感性武断。理性的思辨体系同样是武断,比如概念就是把原本可能并无截然分别的对象,在逻辑上进行截然分别的处理,非此则不能建立任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也不能使最起码的思维推理活动得以展开。举个例子,看人类如何定义“文明”:我们一直把“文明”视为人类独有,然后找出一系列根据,如使用工具叫文明、智化生存叫文明等;但实际上连低等动物都会使用工具如渡鸦鸟,连五亿年前的章鱼就已经有了学习能力。所以,“文明”是没有外延边界的。人类非要划一个边界就把它划在人类农牧业文明开端的那个点上,这是毫无道理的分割。但正是这些感性、知性、理性的武断,完成了人类的求存。
同理,代偿度与存在度原本属于同一回事,但当我不得不把它分成存在度、代偿度两个概念时,是人类讨论问题和展开理性的唯一办法,是人类用智的局限。
所以,一切知识都是武断的结果,人类的智慧自有其不可克服的天然局限。
问题十二:我觉得您的学问超过此前一切学问的范围,不仅回答了既往哲学家的遗留问题,更缔造了新的宇宙观或世界观,甚至终结了哲学,或者说穷尽了哲学,可以这样说吗?
答:首先,我一再说,人类的一切学说、理论、思想都和真理无缘。因此,我在书中一再强调:我的学说绝不是真理。也就是说,我的学说终有一天会被证伪。但一个学说被证伪,不代表这个学说描述的事件被证伪。如牛顿的引力学说被爱因斯坦的空间曲率证伪了,但不代表牛顿描述的各天体之间的绕行关系被证伪。故,就算我的学说被证伪,我描述的递弱代偿的现象很难被消除,它标志着我所说的人类的危机是一个很难颠覆的严重问题。
其次,任何一个基础理论,只要是纯逻辑证明体系,而不是在现象上讨论问题证明体系,只要达成逻辑三洽,就会出现你刚刚描述的现象:站在这个理论上看世界,所有事实都变了。如牛顿力学出现以后,人类关于力的观念全变了,变到连牛顿都无法预想的程度,以致于牛顿之后两百年,人类制造业中的所有具体问题都得运用牛顿力学,以此开启工业时代。但当爱因斯坦的理论出现以后,用引力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而时空弯曲的新视野能有效解释整个世界所有现象,而且更精确。举例如下:
望远镜发明以后,人类观察到天王星,发现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不是严格按照椭圆运行,和牛顿理论计算的轨道不一致,这时候人们不说牛顿理论错了,说天王星运行错了,可见牛顿的学说当时精密到何种程度。事后几十年随着望远镜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了天王星外面的海王星,加上海王星对天王星轨道的修正量,还有残余,根据计算再次发现了冥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发现终于把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修正的和牛顿理论计算的轨道完全一致。牛顿的学说就这样反复被证明是真理,以至于真理到他可以预测世界的存在。牛顿的学说怎么都解决不了水星动进的精度问题,以致于人们仍然相信旁边还有一个干扰天体但始终无法找到,直到爱因斯坦的理论出现,水星动进的计算完全精确化。也就是说,牛顿力学是爱因斯坦学说的近似值。
这说明,一个新思想只要在系统证明上有效,符合三洽,就会让所有的事实重新展现,这就是我以我的思想来解读国学、佛学、西学、人体等都与众不同却有效的原因。这是由新思想带来的新事实系统的全面建构。这就是新思想的力量。
所以,我建议大家读一些哲学书,接触些新思想,这是因为所有事实都是理念建构的事实;唯有具备新思想,你对这个世界的解读才能深入化(注意不是接近真理)。
问题十三:现在VR技术(虚拟技术)越来越发达,让我越来越质疑感知这件事,即我无法证明我感知中的真实性。假如虚拟技术实现,就可以让人完全进入和感觉上真实世界一样真实的世界,那么,我现在怎么证明我不是活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呢?这个问题和物演是什么关系?
答: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不是能对应这个问题,我试着回答如下:
“感”既然是主、客体之间依存属性的耦合,则它必然失去了“单纯客体之真”(可视为“对物质属性的抽象”或“初级虚拟”);“知”既然是对感之所得的局限整顿,则它不免进一步丢失“普遍对象之真”(可视为“对感性表观的抽象”或“中级虚拟”);“理”既然是对多点之知的有序梳理,则它更得依据自身存在之需要重塑“感来之知”及“知中之感”(可视为“对知性表象的抽象”或“晚级虚拟”);于是,感应发展或感知代偿俨然是一个“对虚拟之结果再加以虚拟”的进程(可视为“虚化”进程或老子所谓的“致虚”进程),其间,感知“函量”是愈益增值的,而感知“函真”是愈益减值的(此处的“真”仅指“作为对象的客体本真”)。(见《物演通论》第100章)
简单的说,感知过程就是层层虚拟的过程。首先明确感知并非人类所独有的感性、知性和理性,感应属性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137亿年的物演过程。在基本粒子和原子阶段叫感应属性,在扁形动物前后叫感性,在脊椎动物阶段叫知性,在高级灵长目有了大脑皮层阶段叫理性。也就是说,精神是137亿年物质存在度衰变、感应属性代偿增加下的积累结果。所以它在我们人体中也是从基层积累,如在神经系统上它是电磁感应叫生物电,在感官系统上构成感性,在低级中枢上构成知性,在高级皮层上构成理性。“人性是物性的绽放”即源于此。
既然整个宇宙137亿年的感应属性增益过程,是一个层层模拟(或虚拟)——模拟者,“模于客体”而“拟于主体”之谓也,或“实有所模”而“虚有所拟”之谓也。站在客体一端看是“模拟”,站在主体一端看是“虚拟”;或站在“初拟”(譬如感性)的层次上看是“模拟”,站在“再拟”(譬如理性)的层次上看是“虚拟”(见《物演通论》第78章)——的过程,则我们始终都处于虚拟时代,而不是今天才进入虚拟时代,我们感知中的世界一直是个虚拟世界。须知,任何感知都是虚拟的结果:电子感应质子的结果是电中性,是对质子虚拟的结果;视觉只看到光线的明亮,是对光量子的虚拟,因为光量子打到视网膜上产生生物电,生物电传导给视中枢,视中枢错觉为明亮,故,整个世界都是视觉感性虚拟结果;而理性层层虚拟的结果是理性模型表象,我们今天知识领域的一切概念如基本粒子、原子、基因、细胞甚至数学上的坐标都是理性模型表象。也就是说,人的认知过程就是感性虚拟、知性虚拟、理性虚拟的层层虚拟过程:感性虚拟出直观表象,知性虚拟出辨析表象,理性虚拟出模型表象。也就是说,宇宙感应属性的发生序列或增益过程就是一个虚拟程度不断扩大的过程。如果这个趋势和序列成立,今天人类进入超体质的虚拟状态(即借助工具来虚拟),就仍然是感应属性增益表达的继续。
这个不断继续的感应属性增益,还表达着一种倾向:虚拟程度越高,稳定性越低,迷乱感就越强。既往哲学家认为我们的感知过程是越来越逼近真理的过程,而我基于感知(或广义逻辑)序列推导的结果却是越来越背离本真的过程。也就是说,宇宙物演感应属性进化的认知史就是一个层层虚拟,而且越虚拟越迷乱的过程,以至于迷乱到这样的程度: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上,有人提出这个外部世界其实只是一个量子静电荷噪音提供的信息,而我们的大脑只是电生理的总和,即我们所说的世界是用大脑电生理系统对量子静电荷噪音信息系统整合出来的结果。这是把康德先验论发挥到极致的一个说法,可以称作超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早就存在了)。这表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越来越迷乱,以至于可以说这个世界是由噪音构成的。它根本上表达着感知代偿的终极无效性,即认知倾向的越来越茫然的、越来越失真——这也是人类存在度一路衰减的症候。
问题十四:我对您的思路特别感兴趣。您也说过求存是存在的意义,如果不以人的视角来看问题,是否可以说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代偿的最大化呢?也就是说,所谓递弱,所谓危存,不过都是相对的人性的视角罢了。撇开人性,危存主义未尝不可叫代偿主义呢?
答:危存主义也可以称之为人文危存主义。虽然我的书叫《物演通论》,我的目的却是为了回答人性是什么?精神是什么?社会是什么?但只有大尺度的基础论证,才能说明卷一自然哲学卷中的人是什么、卷二精神哲学卷中的精神是什么、卷三社会哲学卷中的社会是什么。所谓总体存在无非就是这三块。科学家只解决了什么是自然的问题,没有回答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社会,这些问题只有哲学家来回答。
任何人类的学问,归根到底都得回答人类的问题,确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此我把它叫危存主义。危存主义不是相对于物演而言的,而是相对于哲学必须落实为人学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再问: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危存主义是从人性角度而言的。
再答:不。《物演通论》的书名说明人不是超自然存在,只不过是自然物演某一个阶段的人格化载体,即人仍然是物,不过是物在某个阶段的现象形态。要理解人是什么,就得理解整个物演序列是什么,然后站在人的立场说,这就是危存主义。如果不站在人的立场上,可以不用这个词。但是,你不能单纯站在人的立场上;如果你单纯站在人的立场上,永远都不知道人是什么。这就是我对存在主义哲学评价不高的原因。因为他设定的起点就是无规定的人,叫“此在”。
至于你说的相对关系,我在前面回答问题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即人类的感知不管是感性还是理性,都必须把连续的变量截然区分为非连续变量,才能建立识辨(还包括思辨)系统。我设置的一切概念,都是人类用智局限性的表达。
再问:那就是说,从逻辑上推导,如果有能超越用智局限的存在就不用我们那种分段、分类的表达了,是吗?
再答:我还是有点没弄明白你的思路。因为大家不在一个思考平台上,所以我经常会答非所问,很正常。大家提问也不必寻求非得在一个平台上。这是不可能的。
我试着补充两点:1、一个学说一定只是一个思想模型表象,而不是世界本真反映,这就是霍金《大设计》中的 “依赖模型的实在论”,即任何知识都只是感知模型,而不是本真;2、任何一个人类的学说和思想系统要成立(不是成立在真理上,而是成立在正确上),就必须在人类眼界所及的宇宙中(平行宇宙、反物质宇宙,不是我学说的适用范围),不出现反例,一旦出现反例即被证伪。
问题十五:可否谈谈王阳明?
答:王阳明的心学,学界很多学者把它错解为中国的唯心主义;如果你真正了解西方哲学,就知道它和唯心主义毫无关系。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儒家经学经过佛教整顿后的一脉思路,就当时而言,主要是和朱熹的理学对抗。而朱熹、二程的宋明理学,其实和王阳明的心学一样,同是被佛教整顿过的儒家经学。
先秦时代的传统文化(除了老子以外),都是非逻辑文化(这是不精准的表达),没有宇宙观和逻辑观,所以,其行文方式叫微言大义,即直接宣布结论,而不在逻辑上予以证明。
佛学本身是极其华贵的、逻辑体系缜密的、哲学韵味最深厚的一门宗教,传入中国时,引起巨大轰动,令当时的中国文人惊叹为天学,在唐宋时期成为文人士大夫趋之若鹜的一门学说,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成为国学“儒释道”三足鼎立之一足;其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填补了中国文化的两个空缺:1、缺乏宇宙论;2、缺乏逻辑论。
佛教对于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影响极大,其逻辑因明体系(佛教中的因明即逻辑)的渗透虽然没有使中国产生专门的逻辑学,但逻辑的韵味已渗入中国文人思脉中。逻辑学遵循思维经济原则(或奥卡姆剃刀原则),其最高成果就是达成理性逻辑中的“简一律”。
凡属真正理性化的思想系统,它一般都会运行在一条基本原理上,也就是说,你可以最终把它归结为一个极简约的概念序列,而且愈高深者就一定愈简约。倒是那些没有达到理想层面的粗浅想法,反见其头绪多端,含混芜杂。所以,牛顿的整个力学系统可以表达为一个方程式F=ma;爱因斯坦的基本思想可以用E=mc2予以阐明;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巨著及其全部进化论学说可以归结为“自然选择”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而我在本书中所拟表述的宇宙总体物演法则归根结底也就是一条“递弱代偿原理”。(见《物演通论》第99章)而在宋明理学中,它表达为“理一分殊”,即用一个原理普解所有与之相关的具体问题。爱因斯坦毕其后半生都在追溯和探究有关综合物理学四大作用力的“统一场论”,虽然没有成功,却表明了他对人类思维规律的深刻理解。
佛学传入中国,其逻辑因明体系改造了中国的经学。所谓宋明理学,就是被逻辑因明体系整顿过的儒学:即把孔子分点讨论、没有逻辑关联的系统,变成一个逻辑体系,儒家学说转化为理学。王阳明和朱熹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都受到佛学的严重影响。王阳明不过是在佛学的影响下从儒学的另一个偏角反驳朱熹,即二者之间的学术争论不过是使用着同样的思想工具,站在儒家经学的框架内进行的不同立场的辩驳。
因此,王阳明的心学绝不是西方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只是儒学的另类表达而已,和西方哲学没任何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在王阳明的学说上无法发展出新知、成为中国文化新的增长点的原因。
从人类思想史而言,王阳明的心学没有任何重大的学术和思想价值,虽然其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理念曾覆盖东亚文化区,包括中国和日本,中国的曾国藩、日本明治维新的一批人都受到王阳明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实务史上对王阳明心学给予较高评价。这是务虚和务实评价体系的区别。
问题十六:我问一个关于神学的问题。希腊文化指出自然面前人人平等,罗马继承和发扬了它,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罗马法当时普行天下、人人遵从),而基督教让我们知道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此后很多基督教哲学家用哲学去整顿这个东西,用以赞美上帝的完美,同时建构了伦理学、道德美学,并生发了很多艺术形态,包括社会规则等,对后世的哲学家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使得他们除了在哲学上还在在伦理学、美学等各方面皆有所成就。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上帝创造了大自然,自然法来自于永恒法,永恒法在于造物主的造物过程中,我们的道德来自于造物主所赐的规则,正是这个规则建立起我们以后的权利和道德。那么,按照您的理论,什么是道德?
答:首先,对神学我涉猎不深,只是站在哲学的角度上研究神学,所以和有信仰的人对神学的了解的深度肯定不同。关于道德,我的解释自然也和神学不同。
人类的用智方式,必须在一个终极画面上,就是在一个世界观图景上找见自己的位置,因为人不能点状的和世界反应。人类文明化的标志以是否建立世界观模型为标志,早期世界观最典型的表达就是神学。
神学是人类在信息量偏低的时代,整顿出的一个世界观模型。对这个世界观模型的确定就叫信仰,所以它的稳定性极高,而它追究终极的基本思路引导和拓展了后续哲学的发生、发展。
关于道德,我先明确它的定义,即生存之规定。道德的底层在某种程度上是生物学原则,即生物的生存规定。上个世纪初叶,中国的云南、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还能大量见到原始氏族社会,人类学家做田野考察(即居住到他所要考察的这个社会结构中,而不是在书房里进行学问研究),结果发现原始人类只遵奉两项道德,第一、不得乱伦,第二、不得吃人;而生物学家发现这两项规定是所有生物必须遵守的规定,这是因为第一、不循此规的物种必因有害基因的显性高发率而灭绝;第二、同种之间的病原体具有最大的传染易感性,即“同种相食”的物种倾向于被自然选择所淘汰。也就是说,不遵守这两项规定的会被自然选择淘汰,人类的道德或伦理(伦理是道德的逻辑表达)只是自然的生存规定。(以137亿年物演为宏阔背景的“道德代偿进位律”和“道德代偿向善律”而解读的“道德”见《物演通论》174章)
我这种表述是以现代科学大信息量为基础的表述,在这个基础上,神学的表述相对粗糙,尽管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是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系统表述的,就如更早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理论是借助柏拉图的哲学系统表述的。也就是说,在西方思想史上,神学和哲学始终搅合在一起,虽然神学因此表述的非常精彩,但当哲学孕育出大信息量的科学时,自然就孕育出了大信息量下的思想模型。神学、哲学、科学,都不是真理,只是随着信息量增加而改变的解释世界的思想模型系统,即世界观。
问题十七:老子的理论思考或描述了两千年发展后的不良情形,并以此确定了自己无为的价值观,那么老子理论是否具有逻辑反思的素质了?如老子的“绝圣弃智”是否是对人类思想的反思?老子第二章关于美丑的相对性论述是否是对美丑观念的反思?等等。
答:第一、老子的问题比较复杂,我的建议是找机会听一下我的老子课。
第二、老子的思想不是说以后的,而是说当时的,不是对未来的展望,而是
希望回退到小国寡民。希望将来有机会在老子课上讨论,这样,我就能先系统的把一个问题阐述完,然后展开讨论。
我还想补充一点结束今天的答疑:所有思想家,最后达到的思想高度常常是相通的,即使是很远古的思想家,在信息量很少的情况下,也能达到非常惊人的思想高度;他们的差异,仅仅是信息量的差异和可证明精度的差异。而且,正因为远古的思想家处于文明初诞的事物发展的根部,虽然信息量低,许多问题的看法和大信息量下的我们截然相反,却常常有今人达不到的真知灼见,如老子的深刻恰恰是出于他的原发位点或原始地位,即他站在事物的前端,足以令他直观地看见初期人文萌芽中显现的不良倾向,反倒是后来人,难免不让日益繁华的文明枝叶遮挡住了自己的眼光(见《物演通论》第14章)。
这倒不由得令人想起黑格尔的一句话,大意是说,任何事物的发展,俨如一株渐渐绽放的艳丽花朵,它的全部形质早在其种子之中就已经被规定下来了。(见《物演通论》1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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